我叫林晓瑜，22岁，刚考上S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。那是2024年的秋天，空气里还带着夏末的余温，校园里的银杏树开始泛黄。我站在研究生宿舍的阳台上，看着楼下新生们拖着行李箱来来往往，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——尽管我才刚迈入研一的生活。

研究生生活比我想象中自由，也比我想象中空虚。导师是个留美归来的教授，姓张，喜欢让我们自己找方向，课堂上总是抛出一堆抽象的理论，然后让我们“自由讨论”。我选了文化社会学作为研究方向，主要是因为本科时写过一篇关于亚文化认同的论文，拿了个校级奖，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点天赋。可真正开始读文献、写开题报告时，我才发现自己对“文化”这个词的理解有多浅薄。

那天是周五，导师布置了一篇关于“全球化与身份认同”的文献综述，deadline是下周一。我窝在图书馆二楼的角落，面前摊着一堆英文文献，头痛欲裂。屏幕上的单词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，我盯着它们，却一个也读不进去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微信群里有人@我。

“晓瑜，晚上国际交流协会的派对，你来不来？”发消息的是李晴，我的本科室友，现在在S大读英语文学。她总是比我更擅长社交，朋友圈里永远是各种聚会、展览和咖啡馆的照片。

“没空，写论文呢。”我回得很快，手指已经在键盘上敲出了拒绝的理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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