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前，深秋，清华园。

北京的风已经开始刮脸，银杏落得像哗啦啦碎金，一踩满脚香。赵嘉穿着深灰色大衣，步子不快，走过理工楼前时下意识低头把围巾往上拢了拢。

法学院研究生二年级，平时也没啥社交，同学都在疯狂connect，她因为落后得太多，已经放弃。除了选修几门实务课程外，课余时间基本泡在图书馆。那阵子她被分派为某门外聘客座教授课的助教，说是中央单位调过来挂一学期，背景清一色写着“政法系统特聘”。

行政通知发下来时连照片都没附，只有一句“周行砚，国务院政务研究办公室特聘”，连职称都省了。

清华园曾是求知的象牙塔，如今却越来越像国家技术理性与权力磨砺的试验田。从这里走出的，不只是科学家，还有治国的工程师。中国的政治系统向来偏爱“算得清、干得快”的技术官僚，他们奉行效率、指标、结构——就像建一座桥，治理国家也是一种逻辑建构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是对“政治”本身去魅的过程。

与之相比，西方政坛却往往由律师主导。他们讲求规则的弹性、语言的博弈与法理之间的灰度空间。中国则不同，制度越来越像一种工程学上的系统控制，政策是模块，干部是接口，数据是目标。大学，尤其是像清华这样的工科重镇，已经不再只是教育机构，而是未来治理精英的预制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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